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肉類消費量迅猛增長，中國占世界肉類消費總量的近1/3，肉類貿易也由凈出口轉為凈進口。對世界和中國肉類消費現狀進行了詳細論述，并基于以往研究對肉類消費的研究框架、影響因素以及未來預測結果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綜述?？偨Y發(fā)現，第一，肉類消費受多重因素影響，主要包括價格、收入、地區(qū)差異、社會發(fā)展狀況、差異化的飲食模式和觀念、家庭特征等因素，其中，消費者的偏好以及產品差異性尤其是質量差異的影響越來越重要；第二，全球肉類消費的收入彈性和條件支出彈性的均值分別為0.48和1.02，中國為0.53和1.06，世界肉類需求的非補償和補償價格彈性的均值分別為-0.86和-0.69，中國的為-0.79和-0.76；第三，未來世界和中國肉類消費將呈現進一步增長趨勢，預計2025年世界肉類消費總量將達30000萬t以上，中國將達到6510萬～10010萬t。

　　關鍵詞：世界；中國；肉類消費；需求彈性；影響因素；展望

　　引言

　　隨著經濟發(fā)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們生活質量的改善，食物需求結構和營養(yǎng)需求結構都發(fā)生了轉變。一方面，人們對含碳水化合物較多的谷物的需求減少，而對含蛋白質和脂肪較多的肉類的需求明顯增多，即“營養(yǎng)轉型”；另一方面，在營養(yǎng)需求結構中，攝入的蛋白質總量中動物性蛋白質占比增長，膳食質量顯著改善，對蛋白質和脂肪需求的增加帶動肉類消費快速增長。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肉類消費量迅猛增長（圖1）。據聯(lián)合國糧食及農業(yè)組織數據庫（FAO-STAT）數據，1990—2013年，世界肉類消費總量由17 540.4萬t增至30241.1萬t，增幅高達72.4%，年均增長率為2.4%；世界人均年消費量從33.4 kg增長到43.2kg，增長幅度為29.34%。其中，豬肉是肉類中消費量最大的品種，占1/3以上；禽肉消費增速最快，增長了1.6倍（圖1）。此外，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工作方式的轉變，家庭戶內消費保持穩(wěn)定增長的同時，加工肉類制品的購買和戶外消費也顯著增加，因此，忽視戶外消費往往會導致肉類消費的低估問題。

　　中國作為世界上的肉類消費大國，其肉類消費量占到了世界肉類消費總量的近1/3。1990年后，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居民肉類消費增長迎來一個高峰期，肉類消費從2960萬t增至2013年的8757.5萬t，增長了近2倍，年均增長率為4.8%；同期，年人均肉類消費量由24.8kg增長到61.8kg，增長了1.5倍，年均增長率為4.0%。與此同時，中國肉類消費在世界中的“統(tǒng)治性”地位日趨顯現，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肉類消費量占世界的比重大約為10%，經過30多年的發(fā)展，2013年達到了29%。

　　中國自2007年開始成為肉類凈進口國。根據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和FAO的數據，2016年中國肉類凈進口量為274.8萬t。其中，羊肉進口一直高于出口，凈進口額從2000年的1.4萬t 增加到了2016年的22.2萬t；豬肉和牛肉從凈出口轉變?yōu)閮暨M口，2016年凈進口量分別達159.1萬t和74.0萬t；禽肉貿易呈現波動狀態(tài)，2016年凈進口量為19.5萬t。與中國快速增長的肉類消費相比，肉類進口量還較小，故消費的增長拉動了國內肉類產量的增長，進一步帶動飼料糧進口增長。根據聯(lián)合國商品貿易統(tǒng)計數據庫（UN Comtrade Database）數據，2000—2016年，我國肉類進口的年均增長率為8.8%；飼料糧尤其是玉米進口的年均增長率為18.3%，遠遠超過肉類。

　　學者們對國內外肉類消費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但研究視角、理論基礎、模型設定、估計方法、數據類型、影響因素和實證結果等多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其中，絕大多數學者通過建立數理模型，基于一手或者二手數據，對具體某國或某地區(qū)的肉類消費狀況進行分析，最后估計出需求彈性；一部分學者對肉類消費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經驗性總結，并對未來發(fā)展趨勢進行了預測和判斷；還有學者通過Meta回歸方法分析了樣本大小、方法設定、發(fā)表刊物等肉類消費的文獻特征對研究結果（比如彈性、參數估計值）的影響。

　　但是，之前的研究中缺乏專門對世界和中國的肉類消費特征、研究框架、影響因素以及預測結果等進行綜合性、系統(tǒng)性的梳理和總結。本研究通過整理大量的文獻，對肉類消費的研究框架、影響因素、未來預測結果等多方面問題進行梳理和綜述。

　　1  肉類消費的研究框架

　　過去30年，肉類消費的“量變”受到眾多學者關注，對肉類消費的研究“井噴式”涌現。基于新古典消費經濟學理論，眾多學者采用單方程模型和完整需求系統(tǒng)估計肉類需求。其中，線性支出系統(tǒng)（LES）、Rotterdam、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統(tǒng)（AIDS）等模型是使用最多的系統(tǒng)模型，但模型的估計方法和數據類型都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其中，在估計完整需求系統(tǒng)時存在的插入人口統(tǒng)計學特征變量、內生性等問題；同時，家庭生產消費模型和實驗經濟學也日益應用于肉類消費的相關研究中。根據以往的研究，梳理了肉類消費的研究框架，詳見圖2。

　　基于新古典消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部分經濟學家采用單方程形式來研究肉類的消費問題。雙對數（Double-Log）函數估計出的系數即為彈性，是使用最多的函數類型，Working-Leser模型又稱為恩格爾函數，是估計收入彈性最廣泛的模型，雙對數倒數（Log-Log-Inverse）模型中加入了收入的倒數項，使得收入彈性發(fā)生由正及負的轉變。此外，雙對數模型和雙對數倒數模型所使用的數據類型主要是加總性質的時間序列數據，而Working-Leser模型多采用截面數據，估計方法多為最小二乘法（OLS），少數使用極大似然法（ML）。

　　由于肉類品種間存在相互替代或互補的某些聯(lián)系，用單方程模型估計多種肉類消費問題時會導致結果有偏，越來越多的學者采用完整需求系統(tǒng)模型來估計肉類需求。LES模型由Stone于1954年提出，開創(chuàng)了完整需求系統(tǒng)分析的先河，后來發(fā)展為擴展的線性支出系統(tǒng)（ELES）和二次項線性支出系統(tǒng)（QES），后來眾多學者利用LES、ELES和QES模型建立肉類需求系統(tǒng)。而Rotterdam 模型是參數近似模型，差分形式使其在反映消費需求動態(tài)變化時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一些經濟學家利用Rotterdam模型對肉類消費進行了估計。

　　由于LES和Rotterdam模型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眾多文獻利用Deaton和Muellbauer于1980年提出的AIDS模型研究肉類消費問題，AIDS的線性形式（LA／AIDS ）、二次項形式（QUAIDS）和動態(tài)形式（DAIDS）也被廣泛應用于對肉類需求的估計，還有學者依據研究的特殊需要利用其他完整需求系統(tǒng)模型研究肉類消費，如Translog 模型、CBS需求系統(tǒng)等。

　　完整需求系統(tǒng)模型的估計方法存在差異性，似無相關回歸（SUR）、迭代似無相關回歸（ITSUR）、完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IML）和一般矩估計法（GMM）是最主要的估計方法。為了處理零值問題，一些學者通過估計出逆米爾斯比率進行修正，一些學者采用Shonkwiler和Yen的兩步法進行修正，保證了結果的一致性。進一步，根據弱可分性與兩階段預算框架，很多研究采用兩階段的方法估計肉類消費系統(tǒng)。最后，考慮到需求系統(tǒng)模型要滿足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加總性、齊次性和對稱性，通常直接附加在估計過程中，或者通過后期檢驗的方式驗證需求性質。

　　完整需求系統(tǒng)估計所采用的數據類型也不盡相同，時間序列數據、截面數據和面板或混合數據是常用的數據類型。一些學者采用加總性質的時間序列數據，多來源于本國的國家統(tǒng)計局等統(tǒng)計機構，這些研究大多反映某國或某地區(qū)的總體肉類消費行為隨時間變動的特征，尤其是結構性的轉變；還有一些學者側重于利用非加總性的截面數據對肉類消費進行分析，主要來源于調研的一手數據或公開性質的二手數據；目前，為了解決時間序列數據和截面數據存在的問題，越來越多的學者運用混合數據和面板數據綜合考量消費者肉類消費的異質性。

　　在估計完整需求系統(tǒng)時存在的插入人口統(tǒng)計學特征變量、內生性等問題也廣泛存在于肉類消費研究中。影響肉類消費的變量不僅包括經濟學變量，還有人口特征、地理特征、家庭特征等其他變量，Trans-lating方法是添加非經濟變量最常用的方法，也有學者根據研究的需要通過Scaling方法添加人口統(tǒng)計學變量。為了解決肉類需求系統(tǒng)中的內生性問題，一些研究者運用工具變量法，還有一些學者估計了非完整需求系統(tǒng)，進一步地，在用單位價值作為價格進行估計時，多數學者都會考慮剔除價格中存在的質量因素。

　　對肉類消費的研究不僅僅局限于新古典消費經濟學。隨著經濟理論的發(fā)展，家庭生產消費模型被應用于研究肉類消費問題。此外，也有學者基于新消費經濟學的實驗經濟學，對帶有不同性狀肉類的消費問題進行研究。此外，研究者們對肉類消費問題進行深層次的探討，從肉類中所包含的營養(yǎng)問題入手，探討營養(yǎng)消費問題。

　　馬歇爾在其著作《經濟學原理》中提到，影響需求彈性的因素主要包括商品價格、收入水平、差異性、用途、商品所能提供的便利、炫耀心理以及風尚的改變，迪頓在《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中也將收入和價格放入需求函數中，還強調了消費習慣的影響作用。但隨著對肉類消費的研究越來越多，多方位、深層次影響肉類需求的影響因素逐漸被揭示出來。

　　以往研究肉類消費影響因素的文獻中，強調價格和收入的研究最多。此外，地區(qū)差異、社會發(fā)展狀況、差異化的飲食模式和觀念、家庭特征等因素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其中，家庭特征因素包括家庭規(guī)模、家庭結構、年齡、性別、教育水平、就業(yè)狀況、宗教信仰、婚姻狀況以及家里是否有冰箱等。

　　2.2  世界和中國肉類需求彈性比較

　　將世界和中國肉類需求彈性均值和標準差整理后發(fā)現，全球肉類消費的收入彈性和條件支出彈性的均值分別為0.48和1.02，最大值分別為2.29和3.64，最小值分別為-3.59和-1.05；中國的均值為0.53和1.06；最大值為1.58和3.01，最小值為-0.03和-0.47（表1）。從收入彈性的均值可以看出，肉類消費在整體收入分配結構中的彈性較小，這也是食物消費的共性特點，但是基于條件支出彈性，在食物消費中，肉類是富有彈性的食物產品。

　　數據來源：根據以往研究整理

　　注：MP代表馬歇爾自價格彈性、HP代表?？怂棺詢r格彈性、IN代表無條件支出彈性（收入彈性）、CE代表條件支出彈性；“肉類”表示相關文章計算出的肉類大類層面的需求彈性，而不是計算具體的肉類品種的彈性；“合計”指肉類、豬肉、牛肉、羊肉和禽肉的彈性數據加總后的統(tǒng)計描述狀況

　　在世界范圍內，肉類總體、豬肉、牛肉、羊肉和禽肉的收入彈性均值為0.66、0.39、0.49、0.09和0.53，最大值分別為1.38、1.22、2.29、1.49和2.13，最小值分別為0.05，-0.24、-1.93、-3.59和-0.93；條件支出彈性均值為1.01、0.89、1.08、0.99 和1.12，最大值分別為2.36、1.63、2.49、3.64和3.55，最小值為-0.47、-1.05、-1.04、-0.71 和-0.19。從4種肉類產品支出彈性的概率分布特點可以看出，4種肉類支出彈性分布曲線的均值都集中在1左右，豬肉支出彈性分布曲線的峰度最大，彈性值多集中在0～1.5，雞肉次之，集中在0～2，而牛羊肉的峰度較小，支出彈性的分布較為分散（圖3）。

　　中國方面，肉類總體、豬肉、牛肉、羊肉和禽肉的需求收入彈性均值分別為 0.60、0.39、0.60、0.44和0.49，最大值分別為1.38、0.64、1.58、0.69和1.13，最小值分別為0.05、0.2、0.14、-0.03和0.18；條件支出彈性的均值分別為1.04、0.98、1.09、1.07和1.20，最大值分別為2.36、1.56、1.7、2.15和3.01，最小值分別為-0.47、0.01、0.5、0.43和-0.19（表1）?？梢?，中國肉類需求收入彈性的均值和世界相比，肉類總體和禽肉的彈性較小，豬肉需求彈性相同，但是牛肉和羊肉的彈性明顯較高，而對于條件支出彈性，中國都高于世界。

　　此外，世界肉類需求的馬歇爾（非補償）和?？怂梗ㄑa償）自價格彈性的均值分別為-0.86和-0.69，最大值為4.98和0.87，最小值為-5.29和-3.78；中國的均值為-0.79和-0.76，最大值為1.94和0.57，最小值為-2.82和-3.19?？梢?，肉類需求彈性在全球范圍內都表現出缺乏彈性，中國的非補償價格彈性的絕對值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而補償價格彈性的絕對值則農業(yè)較高，說明面對價格變動，中國肉類需求的替代效應更大，收入效應較小。

　　在世界范圍內，肉類總體、豬肉、牛肉、羊肉和禽肉的馬歇爾自價格彈性均值分別為-0.81、-0.85、-0.88、-0.89和-0.87，最大值分別為-0.07、1.18、4.98、1.94和0.93，最小值分別為-2.82、-4.44、-5.29、-3.98和-3.74；?？怂棺詢r格彈性均值分別為-0.53、-0.57、-0.78、-0.73及-0.72，最大值分別為0.57、-0.03、0.57、0.87 和 0.01，最小值分別為-0.89、-1.24、-2.54、-3.19和-3.78?？梢?，一方面，所有肉類品種的非補償自價格彈性的均值非常接近，據圖4中自價格彈性的概率分布圖也可得出一致的結論，4種肉類分布曲線的均值都集中在-1～-0.5，但豬肉和禽肉價格彈性的分布較為集中，牛肉和羊肉則比較分散。另一方面，補償自價格彈性呈現出差異性，豬肉的彈性絕對值最小，牛肉、羊肉和禽肉的彈性絕對值較大，這是因為豬肉已成為了不可或缺的食物品種，價格波動會使消費者改變對其他肉類的消費，但對豬肉消費量的影響不大。

　　中國方面，肉類總體、豬肉、牛肉、羊肉和禽肉的馬歇爾自價格彈性均值分別為-0.81、-0.71、-0.88、-0.67和-0.83，最大值為-0.07、1.18、-0.1、1.94 和0.93，最小值為-2.82、-1.95、-2.19、-2.61和、-2.11。除豬肉和羊肉的彈性絕對值較小外，其他均與世界平均水平相當，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國眾多的傳統(tǒng)節(jié)日都有吃餃子的習俗，豬肉和羊肉的消費量不會因價格升高而過多地減少，另一方面，在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qū)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消費者對羊肉的購買量也不會因為價格的波動而改變太多。

　　本研究根據方程類型和數據類型對世界范圍內肉類需求彈性的均值進行了對比。結果顯示，單方程和需求系統(tǒng)模型的平均收入彈性分別為0.62和0.47，平均非補償自價格彈性分別為-0.84和-0.86；截面數據、時間序列數據和面板混合數據的平均收入彈性分別為0.48、0.48和0.47，平均條件支出彈性分別為1.02、1.02和1.03、非補償價格彈性分別為 -0.86、-0.87和-0.85。可見，需求系統(tǒng)模型比單方程的收入彈性更小，自價格彈性略大，而相對于時間序列和截面數據，面板數據的收入彈性最小，條件支出彈性最大，價格彈性的絕對值也最小。

　　地區(qū)差異對中國肉類消費影響較大，我國城鎮(zhèn)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彈性分別為0.46和0.61。地區(qū)差異一方面體現為不同省份間的差異；另一方面，城鄉(xiāng)“二元結構”致使收入和價格對肉類消費的影響不同?？梢钥闯?，收入對農村居民肉類需求的影響更大，說明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有限，農村肉類的消費潛力巨大，農民增收將能有效帶動肉類消費的增長。

　　好的社會發(fā)展狀況對肉類消費有正向的刺激作用。市場的發(fā)展程度越高，則越便利，更能刺激肉類消費，如城市人口規(guī)模就是社會發(fā)展狀況的重要指標，其對肉類消費有正向影響。此外，城市化水平也是中國非常重要的表征經濟發(fā)展狀況的因素，城市化水平越高，越有能力消費更多的高質量肉類產品。

　　差異化的飲食模式和觀念成為新興的肉類消費影響因素。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一是口味的改變導致消費者的喜好轉移到肉類產品上來；二是在外消費越來越多，對肉類等高級食品的消費會產生重要刺激作用，尤其是火鍋和燒烤等以肉類為主的烹飪方式的興起；三是消費者越來越注重肉類的質量因素，更加追求飲食健康，這種現象在中國尤為突出，肉類需求的質量彈性大約在0.3之內；四是隨著時間的變遷，有些消費者還保留著原有的肉類喜好消費習慣，難以改變，也會帶動肉類消費。

　　家庭特征因素也是肉類需求的影響因素。絕大部分研究都把家庭規(guī)模作為最主要的家庭特征變量，此外，家庭年齡結構也是重要影響因素，一般小孩和老人的消費量要低，部分學者通過建立成人等價尺度來研究家庭結構對消費的影響。與此同時，家庭成員的性別、宗教信仰、教育水平、經濟水平、就業(yè)情況和婚姻狀況等都會對肉類消費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宗教信仰對肉類消費的影響較大，如回族家庭不會購買豬肉；家里有沒有冰箱來延長肉類產品的保存期也會影響肉類消費；家庭成員就業(yè)狀況尤其是工作類型也會影響肉類消費，其中家庭中是否有外出打工人員對中國家庭肉類消費影響較大，因就業(yè)行業(yè)、務工地和來源地均會對農民工的肉類需求產生影響。

　　眾多學者和機構對未來世界和中國肉類需求進行了預測和展望后，一致認為隨著收入的持續(xù)增長，世界和中國的肉類消費量將持續(xù)增長，但不同機構的預測結果存在一定的差異，這主要是由宏觀假定、數據及模型差異造成，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問題就是肉類產量的高估和消費量的低估?，F有學者和機構對未來世界和中國肉類消費的展望結果詳見表2。

　　未來世界肉類消費將持續(xù)增長，2025年消費總量將達到30000萬t以上。據OECD-FAO預測，2025年世界肉類消費總量將達 35694萬t，較 2013年增長了18%。其中，豬肉消費量為13080萬；禽肉消費量將超過豬肉成為肉類中消費量最高的品種，預計達13126萬 t；牛肉和羊肉的消費量也會呈擴張態(tài)勢，但總體規(guī)模相比于豬肉和禽肉要小很多，預計分別為7 746萬t和1740萬t。美國農業(yè)部（USDA）預測，2025年世界肉類消費總量為 33157萬t，低OECD-FAO的預測值。另外，Revell對世界肉類的消費狀況也進行了展望，預計2050年肉類消費總量將達47580萬t，其中，豬肉、牛肉、羊肉和禽肉的消費量分別為16660 萬t、9330萬 t、3080萬t和18510萬t，禽肉超過豬肉成為第一大肉類消費品種。

　　中國肉類消費量也將持續(xù)擴張，2025年消費總量將達到6510萬～1001萬t。 OECD-FAO預測 ，2025年中國肉類消費量為9996 萬t，較2013年增長了14.1%，占世界肉類總消費量的28%，比重與2013年相比基本持平。其中，豬肉消費6333萬t，占肉類消費總量的2/3以上，禽肉、牛肉和羊肉消費量分別為2 131萬t、930萬t和602萬t。此外，其他機構也預測中國肉類消費將會穩(wěn)步增長，對 2025 年肉類消費總量的預測區(qū)間為6510萬～10110萬t，豬肉、牛肉、羊肉和禽肉的消費量預測區(qū)間分別為3783萬～8 598萬t、426萬～950萬t、235萬～610萬t和1575萬～2333萬t，中國農業(yè)科學院和OECD-FAO的預測結果較高，其認為 2025年后中國肉類消費總量將接近10000 萬t；陳永福等的預測結果偏低，中位方案顯示，2025年中國肉類消費總量為7050萬t，豬肉、牛肉、羊肉和禽肉消費量分別為4090萬t、460萬t、250萬t和2240萬t，而USDA預測2025年中國肉類總消費量為8762萬t。

　　數據來源：根據相關資料整理  注：“-”代表缺失值

　　未來國內需求的“剛性”增長將導致中國肉類長期處于凈進口狀態(tài)，2025年肉類總體供求缺口將在52萬～881萬t。OECD-FAO預測2025年中國肉類凈進口量為266萬t，占世界總貿易量的7%，USDA的預測值為192萬t，但比重為7.6%。中國農業(yè)科學院對2025年中國肉類凈進口量的預測值為202萬t，陳永福等的低、中、高位方案的預測值分別為52萬t、592萬t和881萬t。同時，大量的肉類需求也會導致巨大的飼料糧進口，2016年飼料糧進口量所占份額已經達到了糧食進口總量的90%以上，因此，飼料安全將會成為未來中國食物安全問題的重要部分。

　　未來肉類需求預測結果出現差異的原因主要是模型設定的不同， 基本假定、 函數形式、參數設定、數據來源等多方面存在差異。其中，模型基本假定的不同是預測結果出現差異的根本原因，國內生產總值（GDP）和人口增長情況是影響未來肉類需求量的影響因素，大部分學者將 2025年世界GDP增長率設定在2%～3%，人口增長率設定在1%之內，而對中國GDP增長率的設定較高，在5%～6.5%，人口增長率偏低，在0.1%～0.5%。

　　高估肉類產量和低估肉類消費量數據將會導致預測結果偏低。陳永福2004年的預測結果顯示，中國的豬肉、牛肉、羊肉和禽肉2013年的總需求量分別為3101萬t、340萬t、247.8萬t和1 470萬t，而FAO報告的實際消費量分別為 5469萬 t、703萬t、438萬t和1940萬t。 可以看出，預測值比實際值分別低 43%、52%、43%和24%，因此，預計中國未來的實際肉類需求量將會超過現在的預測值。

　　對肉類消費影響因素的認識不同也是預測結果出現差異的原因。一方面，大多研究都將收入和價格因素考慮在模型之中，但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fā)展，一些其他影響因素比如飲食模式和觀念、偏好等對消費的影響越來越大，也應該包括在模型之中。另一方面，絕大多數學者是從供求平衡的角度出發(fā)，集生產、消費和貿易于一體的預測，因此，生產的影響因素如天氣變化、飼料轉化率等會對預測結果產生影響，而貿易的影響因素比如進口關稅及配額的變動等因素也會對預測結果產生影響。

　　本研究對世界和中國的肉類消費現狀進行了詳細論述，并且基于大量的文獻對肉類消費的研究現狀包括研究框架和理論基礎以及影響因素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綜述和總結，得到4個主要結論。

　　第一，肉類消費的影響因素呈現出“多元化”發(fā)展趨勢。價格和收入是最基本的影響因素；地區(qū)差異、社會發(fā)展狀況、差異化的飲食模式和觀念等因素都會影響肉類消費水平；家庭特征因素比如家庭規(guī)模、家庭結構、年齡、性別、教育水平、就業(yè)狀況、宗教信仰、婚姻狀況以及家里是否有冰箱等都會對肉類的需求狀況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未來，消費者的偏好以及肉類產品的差異性尤其是質量的不同會成為較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第二，全球肉類消費的收入彈性和條件支出彈性的均值分別為0.48和1.02，中國為0.53和1.06，世界肉類需求的非補償和補償價格彈性的均值分別為-0.86 和-0.69，中國的為-0.79和-0.76 。

　　第三，隨著經濟發(fā)展水平的提高，未來世界和中國肉類消費將持續(xù)增長。2025 年世界肉類消費總量將達30000萬t以上，中國將達到6510萬～10010萬t，供求缺口在52萬～881萬t，而模型基本假定不同是預測結果出現差異的根本原因。

　　最后，綜合上述對世界和中國肉類消費的彈性和未來預測結果的分析，未來肉類消費增長不可避免，中國肉類進口也會呈現出常態(tài)化特征。我國已經進入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fā)展之間的矛盾，為保證中國肉類供求平衡，確保食物安全，有必要實現三方面的戰(zhàn)略轉變。第一，從國內視角向全球視角轉變，堅持“走出去”原則，發(fā)展新時代多元化進口戰(zhàn)略，平衡肉類進口和飼料糧進口，支持畜產品“一帶一路”建設，重點規(guī)避航運關鍵風險點；第二，由不健康的視角向可持續(xù)、健康的視角轉變，未來肉類產品的過量攝入可能會導致相關疾病，因此政府應采取相關措施保障居民的健康和安全；第三，由單一的安全觀向綜合的安全觀轉變，消費、生產和貿易作為有機的綜合體，全方位考慮多部門間的聯(lián)動關系，在重視“需求側”的同時要兼顧“供給側”，確保食物安全的前提是要充分挖掘國內肉類生產潛力，確保肉類生產源頭的有效供給，保證供給側“發(fā)動機”擁有長期持久動力。